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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萬：創新生態與城市未來

城市創新生態系統是城市科技創新的功能載體。每一個城市因其自身的獨特資源禀賦，會培育和演化出相應的創新生態系統。城市産業經濟和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也是城市創新生態系統的戰略重點。

新冠疫情的嚴峻挑戰凸顯出生物安全的極端重要性，社交隔離爲數字技術廣泛而深度的應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而中國在減碳方面做出“3060”負責任的重大戰略承諾，揭開了強可持續發展的新篇章。

城市生物安全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突出方向，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運行的韌性，爲科技創新帶來了新要求、新命題。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威脅促使人們對生命科學進行更爲深入的研究。人民生命健康成爲科技創新和城市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之一。科創中心城市和生物醫藥優勢明顯的城市，在國家的指導下，積極組織科研和醫療力量，努力認識和掌握新冠病毒的規律，積極推動開展疫苗、藥物、檢測試劑等研發和臨床試驗，及時分享抗疫科研成果，以最新的科研成果爲全國乃至全球抗疫作出積極貢獻。應對生物安全風險，提高城市應對非傳統領域安全挑戰的韌性和響應能力是城市科技創新未來發展的新重點。幾乎所有城市都強化了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應急管理，不少城市加大了公衛領域的科研投入，一些城市增強和優化了生命科學與生物醫藥領域的科研組織布局。疫情防控的常態化，爲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和運行管理注入新要素，提出了新要求。諸多城市都在“應對好下一次生物安全事件”的假想命題下，開展推演和模擬，以確保生命科學與生物醫藥領域科技創新的相應儲備和應急能力。

疫情成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推手，數字賦能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爲城市發展和運行管理帶來了新手段、新工具和新思路。社交隔離極大地促進了在線教育、網上購物、遠程醫療、遠程辦公、網絡會議、無人經濟等領域的發展，在線新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産業化、産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齊頭並進，不僅重構了幾乎所有的行業，而且對城市功能空間格局調整和優化也帶來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利用人口密集實現了規模效應。城市，越來越大，是工業革命以來的基本趨勢。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同向演化。當前及今後較長一段時間，中國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鍵時期，城市人口占比、城市人口規模、大城市數量等都將持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引起一些“城市病”現象。在人口持續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集聚的過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城市病”現象，如何最大利用城市的規模效應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以人工智能、5G、物聯網、雲計算、區塊鏈等爲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爲破解這一難題而大顯身手。每一座城市都需要一個數據中心，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加強數字運維，這些觀念已經從共識成爲共同行動。智慧城市、數字孿生、城市大腦等正在得到更爲廣泛的實踐。遠程呈現、非接觸配送、會面和交流等，爲城市發展開辟出了新空間。地理意義上的集聚依然十分重要，與此同時，虛擬空間上的集聚也在成爲一種新風尚，深刻地改變著城市內、城市間和城市群的功能空間格局。

中國“3060”戰略有力地激勵著城市實施強可持續發展，對城市的能源結構、産業結構、市民生活方式等産生重要影響。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了中國將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願景。這是中國基于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爲確保“3060”的實現，幾乎所有城市都制定了相應的規劃、方案或政策，不少中心城市還做出了提前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在國家的指揮調控下，各城市加快了能源結構調整的步伐，積極推動新能源替代，鼓勵和支持能源新興技術研發、創新和應用，鼓勵和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推行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綠色休閑娛樂等理念，使低碳和綠色內化爲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行爲模式。同時，隨著“3060”雙碳戰略的實施，科技創新本身的綠色化成爲應有之義。在各個領域，高能耗的技術路線，都受到了質疑、約束甚至是揚棄。低碳技術成爲城市進行産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支撐，綠色正在成爲城市發展的底色。

創新生態系統形成之後，就開啓了自身的演化過程。創新生態系統內部物種關聯及其與環境變化的應答，促進著創新生態系統的持續演化。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疫情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城市創新生態系統演進在繼續與外部環境溝通交流的同時，更強調內部創新物種和種群的自主性以及系統整體對環境的適應度和韌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可以说，科技自立自強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战略举措。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而言，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強的过程中，增强创新韧性、提高生存和演进能力，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科技自立自強做出城市自身应有贡献，关键在于城市要转变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以创新驱动实现生态化招智引才。科技自立自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使命，充分把握世界科技创新战略机遇，以崇尚科学、钻研技术、鼓舞创新的自强不息精神，以最具竞争性和领先型的支撑永续创新的体制机制，奋力追求科技创新的主动安全、策源引领，进而能够引领全球科技浪潮、奠定世界科技强国地位。科技自立自強要求本国科技不仅能够“立起來”，還能持續“強下去”。對于城市而言，要改變傳統招商引資“以鄰爲壑”“零和博弈”的思路和做法，努力優化城市創新生態環境，實施“生態化招商引資”，與周邊城市和區域實現錯位、補位和聯動發展；實施“生态化招智引才”，注重培育、扶持和壮大本地根源性创新主体，践行自主创新理念。发挥本地优势科技力量，或结合本地优势产业，引进或培育相应的科技资源，做强产业技术创新，推动城市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強做出应有贡献。

加強城市的科技力量體系建設，培育高水平高韌性的創新主體，確保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和日常運行管理的供應體系安全。疫情對全世界的供應鏈産生了重要沖擊，供應鏈的安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過去，城市重點確保水電煤等“生命线”的安全，这次疫情使得城市治理者认识到，需要增强保证生产生活整个供应体系的弹性和韧性。同时，科技自立自強要求城市发展切实转移到创新驱动上来。疫情中乃至疫后，城市都将持续加强自身科技力量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需要深入分析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劣势，

一方面，在關乎城市安全上，政府需要積極作爲，建設打造安全健康保障力量體系，提升應急支撐能力，以平戰結合的形式，爲應對類似新冠疫情、大規模生物入侵、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天氣等提供及時有效的科技支撐；另一方面，圍繞城市産業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需求，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培育高水平高韌性的創新主體，在爲城市産業經濟安全保駕護航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叠代升級，建立起高抗風險能力的城市産業創新生態體系。

科研基礎雄厚、經濟發達的城市，需要面向區域和國家戰略需求，強化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建設，推動新型舉國體制在本地的探索與實踐。地區生産總值萬億元級規模的城市和省會城市如今正在加快建設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這充分體現出政府的戰略意志，將興趣導向的前沿科學探索和願景導向的産業技術創新之間予以“橋接”，提供“首個大買家”，創造未來全新市場，增強科技創新策源功能，爲未來産業勃興提供戰略性支撐。

創新生態系統運行機制體現爲創新主體、創新物種、創新群落等相互作用的網絡關系和行爲模式。在城市內部，大量的創新“微生態”及其嵌套系統，逐層搭建成爲宏觀上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

作爲創新3.0，創新生態範式在學術研究上，又有人將其稱爲“嵌入式創新”或“開放式創新2.0”，是産學研協同爲主要組織形態的開放式創新的加強版，其關鍵技術基礎是Web3.0。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發展、成熟和應用，創新生態範式得到了更爲廣泛的實踐，爲城市創新發展注入諸多新元素。

著眼于打造顛覆性技術研發的生態圈，公共辦公室升級爲公共實驗室，以激活更多創意靈感、聚合更多創業智慧。開放式創新可以追溯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早在2007年，SAP就宣布要成爲與客戶和相關合作夥伴共享的“創新共同體”。寶潔的“讓整個世界成爲你的實驗室”的實踐，成爲開放式創新的重要代表。從成果和利益歸屬角度而言，這種開放式倉新的一個本質特征就在于能力分享、成果共享。共享式創新又被認爲是繼私人企業資助的創新、公共部門資助的創新之後的第三種形式創新，它提供了一種可實施的廣泛協作機制。近年來，隨著相關技術的成熟，尤其是數字技術的滲透與支撐，使得知識産權管理更加方便，研發流程中的成果確權更加簡便快捷，越來越多的行業開始出現公共實驗室、公共辦公室和公共融資平台。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國內頭部企業開始踐行開放式創新2.0。城市中尤其是中心城市中的衆創空間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演變，正在升級爲聚合型的公共實驗室，這些表現在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領域尤爲明顯。

虛擬園區、衆包研發、衆創投融資等，正突破地理空間的限制，以尋求更廣闊的創新協作和7x24小時不間斷的研發。從創新空間上看，類似矽谷這樣以多種創新要素在地域空間上集聚、集合、集成，依然在發揮積極作用，但創新要素在網絡平台上跨越時空的集中、聚合和裂變，正在成爲新興的創新範式，疫後將可能産生更多的網絡化的開放式創新平台。不少跨國公司和國內頭部企業，在適度減少自身研發投入的同時，增加了對內創業、對懸賞揭榜、衆包研發的投入，力求突破地理空間限制，實現不見面的在線研發與協同創新。對城市單體而言，城市內部的網上協同研發與創新，減少了通勤，提高了效率。對城市群而言，城際間創新交互與網上交流互爲補充，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協同研發半徑內的科研合作。

當然，互聯網協同研發創新，不會局限于一個城市或一群城市。如果利用得當，城市可以通過吸引和建設衆包研發平台和虛擬科技園區，實現聚合全國乃至全球創新智慧的效果。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風險投資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優化，湧現出的公共投融資平台，爲創業團隊提供專業化的FA（財務顧問）服務，衆籌、衆創成爲衆多“夢想家”實現其“不起眼”創意的重要平台。這可能會爲那些區位優勢不明顯的城市帶來新機遇。當然，如果應對不當，也可能會爲城市帶來智慧流失甚至人才流失的風險。

研發過程的數字化、創新體系甚至創新生態的數字仿真正在成爲可能。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發展，創新體系、創新過程、創新生態的數字化仿真與模擬都在展開試驗，將會更好地推動創新生態的演化。一些先進地區正在對“城市科技大腦”、“數字孿生科技園”等方面進行探索。這些舉措可能會使城市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加大，對于那些數字能力較差的城市而言是一次更大的挑戰。未來，城市的創新區位可能不僅僅取決于其地理位置和其科研與創新主體的豐裕程度，數字能力也將在其間發揮重要作用。數字能力較弱的城市在數字地理版圖上可能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充滿活力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其內部不斷地“上演”著創新物種、創新種群、創新群落的“漲落”。一個個“子系統”“微生態”在創生、變異、組合、遺傳、擴散、滅失中實現著創新的全過程。創新和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成機制對于城市創新發展極爲重要，它孕育並闡發著科學新思想、技術新發明、産業新方向和發展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的未來。

隨著“雙循環”的展開，城市也對代表著下一次技術經濟浪潮的未來産業高度關注。未來産業的興起和發展與場景牽引、創新策源密切相關。率先孕育出未來産業，或者成爲未來産業中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成爲未來産業崛起過程中的“搭車人”，才可能在新一輪發展競賽中勝出。

科技創新策源功能正在成爲未來城市等級劃分的新標准之一，孕育湧現創新新物種是實現城市産業升級的關鍵所在。科技創新策源意味著“策動未來、科創之源”，其涵義強調了通過把握科技創新規律和態勢以實現戰略目標。“策”要發揮政府的、市場的和共享的三種創新資源配置方式的作用，注重通過創新生態孕育出新的“創新物種”，進而實現“源”的湧現和壯大。“源”之所以成爲“源”，核心在于“流”成爲“主流”，要注重“源”“流”之间的关键互动，体现出原创力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隨著中国经济与科技的长足进步，在内部正涌现出若干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已经成为中心城市的战略选项。

隨著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升级，单体城市已经全部融入到城市群中，与周边强关联城市形成的同城化效应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城市群中城市等级的分野及城际间竞合，正在以科技创新“策源”和創新經濟“滴涓”形成新的聯動發展機制。未來，將可能形成2?3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若幹個具有區域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並以這些科技創新中心城市爲核心樞紐，依據研發協同和産業配套半徑規律，形成相應的科技創新城市群。在策源性城市帶動下，城市群中的網絡節點城市聯合發力，使得創新的新物種能夠獲得更多的試錯機會、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豐厚的創新養分，新的種群、新的群落乃至新的生態網絡得以迅速建立起來，進而使城市群成爲未來産業的策源地。

城市擁有新興技術應用的豐富場景，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科研選題機制則爲場景式創新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基礎。早在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者梅羅維茨就從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了“场景”一词。主要是指电影和戏剧中的场所、布景等。自2010年以来，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快速普及，场景式创新蓬勃发展。罗伯特?斯考伯提出场景五力模型，即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五种重要力量。隨著人工智能技术的第三次崛起，渗透并颠覆了多个产业领域，场景式创新在国内也开始备受关注。例如自动驾驶，近年来，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心城市都在积极推进道路测试和封闭场景测试。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也借助应用场景来实现快速迭代和“催熟”，如5G在大型博覽會中的率先落地等。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由于多樣的生産生活生態模式，爲新興技術提供了大量的應用場景，成爲新興技術發展的“領先用戶”。

不僅如此，應用場景與技術研發在互動中發展。一方面，場景爲技術落地應用提供更接近現實的環境。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會開辟出新的應用場景。場景牽引的技術創新和場景導向的技術前瞻，將可能在“無人區”搜尋出下一代主流技術、主導産業。場景，就是爲了搜尋和捕捉應用“痛點”，這爲“兩個導向”的選題機制提供了可實施的具體方案。

多樣性共生、自組織演化和開放式協同是創新生態系統的三個基本特征。其中，多樣性共生的重要前提在于技術手段的普及和應用，自組織演化內在地要求組織模式的創新和發展，開放式協同則要求進行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因此可以認爲技術、組織和機制是影響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效能的三個關鍵因素。

城市科技創新實踐正在表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和政策創新機制的優化，是促進城市科技創新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使能技術是治理能力湧現的技術基石，促進信息分享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硬科技與預見、規劃等軟技術得到加快發展。從理論上講，知識的分散性，對創新主體産生了嚴峻挑戰，因此，必須要有一系列使能技術，使得參與治理的創新主體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擁有足夠的分析研判和行動能力。城市在實施數字化轉型中，應注重在科研和創新領域數據和信息的有序分享。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政府開始注重技術前瞻、技術預見和科技規劃的重要作用，不少市場化機構也在積極推進前沿科技信息的傳播。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技術被更快速地應用到創新生態系統的治理中，增強著創新主體參與創新生態系統治理的意願和能力，使得創新生態系統內部及內外之間的聯系更充分。

進化型組織是達成善治的標志性物種，新型研發機構、新型技術創新服務機構正在成爲城市推進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進化型組織，是指那些能夠根據外部環境，智慧地進行環境預測並實施自組織、自適應型的調適，以期實現長遠發展的組織。進化型組織本身就是一個生機盎然的生態系統。一般而言，它有三個突出的特點或優勢：自主管理、全面發展和向未來進化。那些表現突出的創新型城市，其內部往往擁有數量驚人且活力充沛的新型研發機構、新型技術創新服務機構等新型組織。城市政府爲這些進化型組織提供了極爲寬松的環境、豐腴的創新營養。寬松的環境持續激勵著創新主體實施組織創新和模式創新，湧現出更具進化特征的新物種、新組織，這也是一個城市創新生態系統葆有生機活力的關鍵所在。

政策企業家是機制和政策創新的重要推手，擁有高水平的政策企業家群體是城市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某種程度上，在創新生態系統中，政策創新可能是一種常態。所謂政策企業家，是在政策創新過程中能夠捕捉政策新靶點、提出政策新議題並推動實施的個人和團體。他們擁有卓識遠見、政治人脈、信息資源和協調能力。在發達國家，他們可能是職業的智庫人士，可能是擁有巨大政治資源和影響力的社會賢達，也可能是銳意進取的創新主體的領軍人物。卓越的創新城市，往往也是優秀的政策企業家集中地。社會化新型智庫的發展水平、對建設性批評意見容忍的程度以及對不適宜政策的調適速率，可能會成爲衡量一個城市的創新友好度和政策適宜度的重要標准。讓那些像發現和捕捉技術創新機會的政策研究者、協調者和組織者，成爲政策企業家，在議題博弈和政策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使得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的治理更加智慧、更加迅捷、更加高效。

一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爲50年左右，如今正處于第五次周期和第六次周期的交彙處。40?50年前，集中誕生了一大批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引領技術潮流的“創新物種”，如英特爾（1968年）、克雷研究（1970年，曾經的超算巨頭）、西部數據（1971年由通用電子更名）、微軟（1975年）、蘋果（1976年）、基因泰克（1976年）、百健生物（1978年）、艾康電腦（1978年，被稱爲“英國的蘋果”）、希捷（1979年）和甲骨文系統（1979年由軟件發展實驗室更名）等。盡管曆史不是簡單的重演，但其內在規律性也時常啓示未來的趨勢。

在未來的5~10年，可以相信的是，引領新一輪技術潮流的新物種將會集中誕生，制度創新和體制機制競爭也將空前激烈，而卓越的創新生態會成爲重要的制勝法寶。就像底特律代表了汽車産業的輝煌時代，矽谷城市群代表了信息技術的光輝歲月，成功的城市和城市群，將會因其"姓名”與一個技術浪潮時代緊密相連而永駐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