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谷昭逸 ：從諾獎獲得者的文化背景看文化與人才成長
發布時間：2022-12-09 發布來源：尊龙凯时 - 人生就是搏!
最近十余年在研究人才問題時總是隱約感覺到一個現象：人才的成長與其文化環境密切相關。進步的文化環境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長，反之亦然。誠如中國古人所謂：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導致這一結果的背後原因就是文化環境的差異。爲了證實這個猜想，我們利用曆年來諾貝爾獎獲得者（僅限三項自然科學獎）的文化背景來驗證我們的猜想，由于獲獎者個人宗教信仰的信息無法獲得，我們只能根據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主要宗教信仰取向作爲其文化背景，這樣處理雖然精確性會出現一些偏差，但總體情況不會變。爲此，我們先從分學科信息來看文化對于人才的影響，這樣處理還想解決一個潛在的問題：文化是否對不同學科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如果結論是否定的，那麽就會有力地支撐文化生態決定人才成長的命題。爲此，我們先從物理學獎、化學獎再到生理學或醫學獎分別論述，具體見下圖：
圖1：1901-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國籍分布歐洲16世紀宗教改革後，傳統基督教按範式變化的程度大體可以劃分爲如下三類：天主教（主要分布在中歐、南歐）、東正教（分布在東歐）與新教（分布在西歐與北歐），根據相應國家信奉宗教的總體情況細分，信奉新教（包括清教）的國家大體包括如下一些國家，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加拿大、丹麥、愛爾蘭、澳大利亞、荷蘭等，從圖1可以看出，在諾貝爾物理學獎總數219人中，廣義的新教國家的獲得者占比爲：86.8%（190/219），由此可與看出，在物理學領域，新教文化有利于物理學人才的成長。圖2：1901-202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國籍分布根據圖2，在諾貝爾化學獎的188名獲得者中，信奉新教的獲得者占比爲88.3%（166/188），同樣，新教對于化學領域人才的成長具有強大的支持作用。圖3：1901-202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國籍分布根據圖3，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224名獲得者中，來自新教國家的獲獎者占比爲：86.2%（193/224），再次證明，新教對于生理學或醫學人才的成長同樣具有支持作用。從上述三個分項表格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諾貝爾獎得主的國籍分布大多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瑞典等國家，這些國家的主要文化特點就是以基督教改革後的新教（路德宗）以及稍後出現的清教占主導地位，而且新教對于自然科學的支持是無差異的。由此，我們自然會想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經典命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看來，新教的興起直接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歐的興起。由于清教是對新教的再次改革，後來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在這個基礎上直接證明，清教的興起促成了英國17世紀的科學革命，以波義爾、牛頓爲代表的科學家都是信奉清教的。在最初歐洲接受新教改革的國家主要有：德國、英國、法國、瑞士、以及北歐五國等，由于殖民擴張等原因，清教文化出現了跨洋的大範圍擴散，後來出現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屬于清教文化主導的國家。相反，以意大利爲代表的羅馬天主教類型的國家、以俄羅斯爲代表的東正教類型的國家等，這些傳統基督教文化主導的國家其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數量相比于新教文化主導的國家而言數量嚴重偏少。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新教文化有利于科學與人才的成長，如果考慮到清教是對新教的再次改革，那麽，以美國爲代表的清教的表現就比新教更好。圖4是把上述三張圖彙總而成的，更能從宏觀上反映這種文化變遷對于人才成長的主導作用。圖4：1901-2021年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國籍分布據我們統計，1901—2021年諾貝爾三大科學獎共産生631名獲得者，屬于新教文化的國家的獲獎者占比接近90%（562/631），這一結論對于我們的猜想是一個直接的支持。現在的問題是，新教是如何促成人才的成長的呢？我們認爲一種文化影響人才的成長主要通過兩條途徑：其一，從宏觀層面來說，一種新的文化能夠最大限度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在全社會範圍內形成一種普遍的信任體系。在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看來，信任體系能夠形成社會資本，而豐富的社會資本有利于經濟活動的開展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長。道理很簡單，從人際信任到系統信任的每一次拓展都將爲人的活動提供更大的自由與空間。其二，在微觀層面。文化是塑造個體世界觀的主要材料。先進文化與退化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觀是完全不一樣，前者能看到更廣闊的世界而後者則不能。誠如默頓所言：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合理的不倦的勤奮，從而有助于經濟上的成功。相同的結論也同樣可以應用于清教與科學之間的那種密切關系。從更爲宏觀的層面上講，清教主義和科學最爲氣味相投，因爲在清教倫理中居十分顯著位置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也構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這種文化的實質就是以功利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價值觀爲核心的。這就是爲什麽諾獎獲得者大多是來自新教國家的原因所在。如果上述因果關系成立的話，那麽對于中國而言，要想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就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如果文化範式不能升級，那麽人才成長的生態環境就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由此自然會出現創新型人才供給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局面。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曆史悠久，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路徑依賴與路徑鎖定現象，這就帶來改造傳統文化需要面臨更大的阻力。傳統文化覆蓋的深度與廣度越嚴重，改變的難度就越大、成本就越高，因爲這會破壞傳統文化滋養下的群體的觀念舒適區，此時沒有多少人願意承受文化變革帶來的變更成本。這也就是人類社會中文化變革緩慢與艱難的深層原因所在。正如美国技术专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所言：一旦一个群体达到某种程度的文化水平，其生活就容易再度落入一种静止的和重复的模式，只是在应对外来压力时才进行改变。这种文化停滞现象是所有文化共有的现象，也是文化生命周期律的自然体现。大体来说，一旦文化进入到停滞期，此时文化的生产力功能锐减，保守主义盛行，创新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此时的人才类型大多是传统的阐释者而非创新者。如果缺乏外部的有力冲击，此种文化将出现严重的路径锁定（lock in）现象，路径锁定是比路径依赖更为严重的文化生态退化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列伯维茨（Stan Liebowitz）认为，路径依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阶路径（First-degree）依赖是一种跨期关系的简单断言，没有隐含的低效率声明。二阶路径（second-degree）依赖规定跨期效应传播误差。三阶路径（Third-degree）依赖不仅要求跨期效应传播误差，而且要求误差是可以避免的。三阶路径依赖是由对某些选择的持续坚持而导致的动态市场失败。在列伯维茨看来，一些公司之所以迷恋陈旧的技术，是因为当旧技术的平均可变成本低于新技术的平均总成本时，拥有该类固定资产的公司将继续使用劣质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旧公司可能会被视为“锁定”在这种性能较差但仍具盈利能力的技术上，由此表现出一阶路径依赖现象。单纯的一阶路径依赖不见得就是坏事，如勤劳肯干的观念，问题是多重的一阶路径依赖之间的相互联系就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路径锁定现象，这才是文化变迁经常呈现缓慢与失败的根源所在。回到文化話題上，文化變革之所以如此艱難，就是因爲雖然老的文化範式已經被證明是落後的，但是其仍能在社會領域發揮一些凝聚作用，這對于大多數風險厭惡型的人而言，老文化雖然收益低，但是它的後果是明確的，反之，新文化帶來的收益則是不確定（人類沒有相關的經驗），而付出的學習/適應成本則很高，導致接受新文化在世俗的計算主義視角下則是不經濟的。但是，無數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研究早已證明：新文化範式取代舊文化範式是大勢所趨，不論你喜歡與否，唯一不同的只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而已，只要回顧一下19世紀末汽車代替馬車的文化變遷之路，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兩點：先進性的代價與對新文化的態度。我們回顧近代科學的四百年，同樣可以看出，近代歐洲在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等一次次的文化變遷中，造就了無數引發科學革命的科學精英，作爲對比，我們的明清兩朝（1368-1912）曆時544年，竟然沒有出現幾個影響世界的偉大科學家，如此可以清晰揭示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是一種嚴重退化的文化，其生産力功能嚴重不足，包括人才的培養，其僅剩下低效度的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因此，只有改變傳統文化人才的湧現才會出現繁榮的局面，否則是斷無可能的。這也是筆者近年來一直锲而不舍地推廣科學文化的原因所在。文化變革對人才成長與科技發展的作用歸納下來無非三點：首先，新文化範式能夠塑造新的世界觀。對于人才成長而言，新文化能夠提供一套新的看世界的視角，他能看到老的範式所無法看到的現象；其次，基于新的文化範式能夠建立一套新的社會秩序。新的社會秩序往往能帶來人的解放與自由範圍的擴大，這爲行動提供了潛在的空間；第三，新文化範式能夠擴大人際信任與系統信任的信任半徑，尤其是群體間的信任。一個社會的信任半徑的擴大，能夠有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從而有助于人才與市場的成長。文化的進化從來都是通過從點到面的擴散來實現的，它遵循的原則就是哈耶克所謂的自生自發秩序，在人類無數次的試錯過程中，那些最具活力的文化自然會隨著信奉者群體的繁榮而走到人類社會的舞台中央。對于中國而言，這個文化變遷的邏輯起點必然是在那些基礎條件比較好的少數城市，然後向外擴散。這個發展模式也符合中國這個曆史悠久而文化已經深陷路徑鎖定狀態的國家的文化變革之旅。英国科技史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1958-）曾指出：创新通常出现在城市中。相对而言，城市是各种资源要素最为丰富的地方，这种资源集聚现象带来两个结果：其一，資源要素集聚帶來要素價格的降低與市場的擴大。從而爲創新與人才成長留出更大的利潤空間與發展機遇；其二，資源要素的集聚會帶來資源要素的多種組合，從而在實踐層面産生更多的試錯機會並篩選出最優組合。在這些複雜的組合中人才與創新都會湧現出來。也許更爲重要的是，由于這一切都是在市場中自然發生的，供需不平衡帶來的價格變動會讓要素在市場中重新配置，從而實現供需的再次平衡。如果在此過程中發現人才不足，那麽市場會以高價讓人才從其他地方流入市場或者加快人才培養，以此解決市場的短缺。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比人才重要。而市場又是建立在文化土壤上的，因此，文化的變革不僅僅對于人才的成長至關重要，它甚至對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至關重要。
